한국국제교류재단

自东北亚三国在朝鲜半岛展开激烈战斗的壬辰倭乱（1592-1598）之后的二百年间，朝鲜向日本派出外交使节团。关于这一外交使团的记录文献以《朝鲜通信使记录：17-19世纪朝日构建和平与文化交流史》为正式名称于2017年10月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名录。这是韩国与日本第一个共同申请成功的世界记忆遗产案例，具有深刻的意义，但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记录在世界史上所具有的重要性。

《国书楼船图》，作者不详，日本江户时代，纸本彩墨， 58.5 x 1524 ㎝。画作描绘的是持 有朝鲜国王国书的通信使一行所 乘楼船经过大阪淀川江的场景。转 交 国 书 是 通 信 使 最 重 要 的 任 务。使节团从釜山出发，抵达淀 川江河口后换乘由德川幕府提供 的豪华楼船，继续旅程。楼船上 飘扬着刻有象征德川幕府的图案 的旗帜，船中央有来自朝鲜的乐 工在演奏。

1607年，朝鲜王室首次向日本派出通信使，这距离壬辰倭乱结束还不到十年。在率兵侵略朝鲜半岛的丰臣秀吉死亡之后，为了终止两国之间的敌对关系、实现并维护和平，德川幕府请求朝鲜派遣通信使，经历了令国土成为一片焦土的战争而疲惫不堪的朝鲜王室接受了这一请求。
通信使从汉城出发，到达当时的日本首都江户，然后再返回，这一漫长的旅程历时半年以上，参与者达400-500人之多，规模相当庞大。日本幕府为迎接使节团耗费了巨资，使节团所到之处受到盛情款待，幕府财政甚至因此出现困难。自第一次派遣至1811年，二百多年间，朝鲜王室先后12次派出朝鲜通信使。这一外交使节团不仅为维护两国和平做出了贡献，还成为两国相互开放的文化交流之窗。
此次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的记录文献包括外交记录5项51条、行程记录65项136条、文化交流记录41项146条，共111项333条。这些文件目前收藏于两国诸多部门，韩国和日本分别藏有63项124条和48项209条。
由韩国釜山文化财团和日本朝鲜通信使缘地联络协议会共同推动的这次申遗活动在韩日双方共同努力下获得成功。仅就这一点而言，即具有重大意义。

世界史上的重要性受到认可
2017年世界记忆遗产国际咨询委员会会议局面很微妙，这项申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入选的。在这次会议上，有两份性质截然相反的记录文献作为申遗对象报请评审，一份是朝鲜通信使记录文献，另一份则是日军从军“慰安妇”记录资料。众所周知，包括韩国和日本在内，共有8个国家的15个团体共同提交了关于“慰安妇”的记录，日本政府则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国际咨询委员会在向教科文组织总干事提交的报告中，建议把存在争议的“慰安妇”记录暂不作处理，把朝鲜通信使记录列为世界记忆遗产。这是在敦促当事者各方就“慰安妇”记录进行对话，今后的评审原则是仅把由当事方达成意见一致的记录作为对象。朝鲜通信使记录文献被列入遗产记录就体现了这样的原则。
审查世界记忆遗产要运用社会价值、保存状态及稀缺性等多项标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世界史上的重要性。它指的是，相关记录是否不局限于特定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和文明成就对世界史产生了影响。一旦国际咨询委员会认为符合这一标准，就会把相关记录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如果认为不合格，就会建议列为地区遗产或国家遗产。
任何一项记录，如果想要证明其超越国家层面、在世界史层面也具有重要性，必须要有广阔视野的历史诠释来支撑。从这一点来看，世界记忆遗产工程发挥着与历史学立场不同的新的视觉窗口的作用。朝鲜通信使记录文献被列入世界记忆遗产可以说是为对有关这一记录的历史状况进行全新诠释提供了机会。

使入江户城图》，金明国（推测），朝鲜王 朝中期，纸本彩色，30.7 x 595 ㎝。 该图描绘的是1636年通信使一行进入江户城的场 景。图中出场人物的上端均记有可猜测其职责的 职务。据推测，该图作者为当时随行的图画署画 工金明国（1600- ?）。

展现17世纪东北亚的历史遗产
要审视朝鲜通信使记录文献在世界史上所占据的重要性，就必须关注这些记录形成的历史时期。在朝鲜通信使往返于朝日之间的1607年至1811年，自16世纪初开始其大航海时代的欧洲正在通过海上贸易加速其殖民化飞速进行的时期。
欧洲各国的商船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进入印度洋，从阿拉伯半岛的亚丁往来于印度和东南亚、印度尼西亚和南太平洋诸岛之间，形成了巨大的海上贸易市场。
当然，大航海的最终目的地是中国。到18世纪中叶，以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主的对华贸易在世界贸易量中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 但是，较之于与欧洲商人的海上贸易，中国政府更加关注东北亚的秩序。

这一地区与外部世界的潮流相距遥远，建成了独立的秩序。明朝在壬辰倭乱之后灭亡，随后中国与日本处于断绝往来的状态。中国停止了与日本的贸易，日本也持续推行闭关锁国政策。但是，由于存在汉字和儒家思想这样的文化纽带，这种断交并不意味着断绝所有的接触。况且，在贸易上，中国和日本也是各有所需。日本对中国商品，尤其是对书籍的需求很大，以白银为货币的中国则需要进口日本大量生产的白银。在中国和日本因政治矛盾断绝贸易之后，朝鲜因其特殊的地缘位置而成为中国与日本间接接触的窗口。朝鲜通过两个方向的接触，事实上发挥了媒介的作用。
在东北亚17世纪初新形成的这种政治、经济、文化秩序中，不仅产生了朝鲜通信使记录文献，还产生了被派往中国的朝鲜使臣的记录文献《燕行录》。 因此，如果对朝鲜通信使记录文献和《燕行录》同时进行分析，将有助于理解在西欧列强依靠鸦片战争加速其殖民化之前，东北亚这一独立秩序的领域是如何得以维持的。

海行捴载》是高丽王朝和朝鲜王朝的外交使节赴日回国 后所撰各种文献的汇编，共28册，大部分为17-18世纪 朝鲜通信使所撰。据传为朝鲜英祖朝文臣洪启禧(1703-1771)编定。

并且，如果综合分析这两种记录文献，也必将理解十多年前韩国总统卢武铉提出的“东北亚均衡者论”的背景。
也就是说，朝鲜通信使记录文献和《燕行录》并不仅仅是历史的记录，而且也是与分析该地区当今局势有着直接关联的重要历史遗产。
此外，东北亚地区在世界史中所具有的特殊性也值得关注。自大航海时代以来，欧洲人将全球所有地区都变成了他们的殖民地，但唯独东北亚是个例外。这一地区从来没有成为欧洲的殖民地，其后崛起为世界史的重要一轴。
从19世纪末中日甲午战争到1945年太平洋战争结束，这段时期是世界史进程中十分重要的部分。在其后的东西方冷战时期里，两大势力之间的对抗在这里演变为代理人战争和持久的紧张关系。到了20世纪末，该地区又因为中国的崛起而备受关注。从这一角度来看，朝鲜通信使记录文献同时也是一份历史的证据，可以从中读懂今天列强在东北亚地区的战略利益的缘由。因此，这一记录文献所具有的重要性远远地超出了韩日关系史研究史料的价值。

朝鲜对当时日本的全面记录

朝鲜通信使来朝图》，羽川藤永，1748年，纸本彩墨，69.7 x 91.2 ㎝。抵达江户的朝鲜通信使一行向幕府将军递 交朝鲜国王的国书后，前往位于宿草的浅草本愿寺，途中 路过江户市区。

朝鲜通信使记录文献不仅具有这样的历史重要性，在内容和结构上也有独特之处。这一记录文献由外交文件、行程记录和插画、知识分子的谈话等构成，可以说是朝鲜王朝时期对日本的各种认知的集成。这种结构和内容在其他文明圈里可能会被分门别类，从而七零八落，但朝鲜通信使记录文献却是多种性质的资料相互交错，成为一套综合性资料。
这也说明，当时朝鲜和日本的知识分子有机地结合了整体和部分，试图将对方描绘为一幅全图。这缘于部分形成整体、整体掌控部分的亚洲式思考方式。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这一记录文献还包括知识分子以笔谈方式进行的对话。两国的知识分子，尽管存在语言交流障碍，却借助汉字和儒家文化进行了全面深入的交谈。从严格的意义上来看，这也许仅仅是私人之间的对话。但是，两国的官吏和知识分子并不认为自己这些反映社会潮流的对话是私人行为，并将其纳入正式文献。派遣朝鲜通信使之所以能够持续二百多年，正是因为他们认识到，这种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不仅给双方提供有益的信息，而且有助于维系这种基于相互理解的和平。

这种观念是汉字文化圈共有的思维方式和智慧。换句话说，把知识分子的对话纳入正式记录文献，是东北亚地区特有的外交、文化接触的重要规则，也是了解对方立场和想法的方法。

有助于传递信息的插画
朝鲜通信使记录文献在处理和传递信息方面别具特色，这主要体现在游记和插画之中。朝鲜王朝的知识分子为了传递和保存信息，不仅写下文字，还有使用绘画这一视觉媒体的传统。已列入世界记忆遗产的《朝鲜王朝仪轨》就用图画记录了许多国家级活动的场景。朝鲜通信使记录文献也很好地体现了这一传统。
通信使一行中不仅有画工，还在当地临时雇佣画工绘画。这也告诉我们，在记录和传递信息上，他们是多么重视视觉资料。在那个时期，去外国旅行的机会极其难得，大多数人只能依靠通信使的报告来间接感受，插画在提供具体而正确的信息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从当时朝日总体关系来看，向日本派遣通信使只不过是朝鲜王室所采取的诸多外交活动之一。即使如此，这仍然使两国实现和平，进而使韩国在东北亚地区成为中国与日本之间的斡旋者。可以说，朝鲜通信使记录文献得到了认可，它既是居中斡旋者发挥作用的生动记录，也是具有世界史重要性的记录文献，它展示了从整个20世纪直至今日东北亚地区和平与冲突交替的地区局势的根源和过程。（S.R.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