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中央博物馆“高丽，辉煌的挑战”特别展首次大规模、全方位地再现了统治朝鲜半岛长达 500年之久的高丽王朝（918-1392）时期的美术作品。此次展览将持续到2019年3月3日，共 展出来自海外4个国家11家机构、韩国国内34家机构的450余件藏品。
《高丽太祖王建像》，10-11世纪，青铜，高138.3厘米1992年出土于开城遗址内的显陵，是朝鲜半岛境内现存的唯一一尊王 的雕塑。绸缎服饰已经腐烂，发现时只剩裸身铜像和玉带。ⓒ平壤朝鲜中央历史博物馆
《希朗大师坐像》，10世纪，木制干漆，高82厘米海印寺祖师希朗大师的雕塑是韩国国内唯一一尊僧侣雕像，被指定为宝 物第999号。自雕像制作完成被供奉以来，此次是首次在外参加展览。ⓒ海印寺圣宝博物馆
高丽王朝从建立之初就尊重文化的多样性。与周边国家建立了多边外交关系，践行开放、包容、融合的理念，甚至曾经任用外国人为宰相。朝鲜和韩国的英文名称“korea”含义为“高丽人生活的国家”、“高丽人的土地”。由此可见，高丽王朝时期是朝鲜半岛人民形成国家认同的重要时期。
但是，500年的高丽历史被蒙上了神秘面纱。今天，很多韩国人都说不出高丽王朝时期的具体地名或遗迹。这与朝鲜半岛经历的由日本侵略、朝鲜战争、南北分裂连接而成的不幸的近现代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高丽王朝的记忆之所以模糊，是因为当时以首都开京(今天的开城)为代表的政治、宗教、文化、商业中心大部分集中在北方——今天的朝鲜境内，韩国人可望而不可及，这段历史在韩国人的记忆中几乎全部消失了。
满月台是高丽王朝建国第二年，即919年，太祖王建在松岳山南麓修建王宫的地方，是高丽历代王的主要居住地，直到王宫在1361年被红巾军烧毁。从1918年日本殖民政府在调查朝鲜古迹时拍摄的照片上可以看到满月台只剩下一片废墟。照片拍摄时恰逢高丽王朝建国一千年，但当时是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举办纪念活动是绝无可能的。也正是因为错过了上一次千年纪念的机会，此次1100周年纪念显得尤为珍贵。
2018年，韩国举办了多种多样的展览和学术活动，来纪念高丽王朝建国1100周年，重新认识那段历史。2018年12月4日，在国立中央博物馆举办的高丽特别展将分散在美、英、意、日等国家以及韩国国内各地的高丽王朝时期文物的相当一部分集中在了一起，堪称诸多活动中的翘楚。
高丽王朝并没有拒斥前朝文化传统，而是以尊重多元的姿态给予了包容。此外，高丽王朝时期还积极推动与周边国家的交流， 孕育出了灿烂而又富有创造性的文化。
王与其师的雕像
此次展览令人期待的是高丽太祖王建与希朗大师的“相逢”。“王”与“王的老师”历经1100多年终于在首尔得以相见。首先，太祖王建青铜像出土于位于开城的显陵，即太祖王建与首任王妃神惠王后的墓穴，是朝鲜半岛唯一保存下来的国王雕塑。该青铜像高138.3厘米，收藏于平壤朝鲜中央历史博物馆。雕像最初用来祈愿国家繁荣，后来被供奉在寺庙中供人祭拜。当年入土时铜像应该是身着绫罗，腰佩玉带，但在1992年挖掘时，衣服已经日久腐蚀，只出土了青铜像和玉带。显陵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的世界遗产“开城历史遗址”的一部分。
收藏于海印寺的希朗大师干漆木制雕像制作于930年前，僧侣的真人肖像雕塑在韩国仅此一尊。雕像再现了大师的真实容貌，形象逼真，在被供奉在海印寺后，这是首次在寺外向公众展示。两件珍贵文物之所以特别，是因为二人间的特殊关系。后三国时期，王建在政治上处于守势，希朗大师从精神上给予了他极大的帮助，高丽建国后成为他的老师。
如果说太祖王建像是高丽王朝的政治象征，希朗大师像则是高丽王朝精神价值的体现。两尊雕像从建造之初至今还从未谋过面。国立中央博物馆已准备相关展览空间，只要太祖王建像到位，就会马上展出。
《大方广佛华严经板：寿昌年刊板》，1098年，木制，24 x 69.6厘米除了“高丽大藏经”，“高丽木板”也可以让我们认识和了解高丽王朝 时期的板雕技术。与由国家机构负责制作的“高丽大藏经”不同，“高 丽木板”由寺庙或者地方官衙负责制作，内容不仅包括佛教的经典，还 包括高僧们的著述和诗集。现保存于海印寺的高丽木板共54种2835块。 其中《大方广佛华严经板：寿昌年刊板》是有文献记载的高丽木板中时 间最久远、价值最高的，它记录了高丽王朝时期大藏经悠久的历史。ⓒ 河志权
金属活字与大藏经经板
《地藏菩萨图》，14世纪，绢帛彩色，104.3 x 55.6厘米画面再现了地藏菩萨从地狱解救苦难众生的情景。上半部分突出本尊佛， 在下半部分描绘了其他的人物，遵循了高丽王朝时期佛画的基本构图特 征。第784号宝物。ⓒ 李氏三星美术馆
此次展会上，另外一件引人注目的文物是至今从未出过山门的高丽大藏经板将公之于众。经板藏于海印寺，是难得一见的珍贵展品。
高丽王朝是最早制造金属活字的国家之一，有着引以为豪的悠久的出版历史。中世纪欧洲修道士们每天的工作是祈祷和抄写圣经，同样，对于高丽的僧侣们来说，抄写经书(即“写经”)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从千百年来的手抄到印刷的转变是世界史上重大的范式转换。东西方的印刷文化是以圣经和经书为载体，从修道院和寺庙繁荣起来的。《古腾堡圣经》是西方文化史上开启印刷时代的标志，佛教经典总集《大藏经》也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印刷品，反映了当时亚洲地区的智慧和知识水平。
从971年(宋太祖在位时期）开始至983年完成的《开宝藏》是体现宋朝皇室正统性的代表性成果，遗憾的是被烧毁，现存本极少。到了高丽王朝时期，《大藏经》的刊印被当做国家大事，先后雕了三版。《初雕大藏经》是继《开宝藏》后世界历史上第二个雕本大藏经。1011年契丹进犯，开城沦陷，《初雕大藏经》是在国家危难之时完成的。受高丽刊印大藏经的影响，《契丹大藏经》随后问世。
1232年《初雕大藏经》被蒙古军烧毁，高丽王朝在整合宋本、初雕本、契丹本大藏经的基础上刊印了《再雕大藏经》。《再雕大藏经》经板采用双面刻印，足足有十六万面、八万块，故又被称为“八万大藏经”。在海印寺保存了700多年的八万大藏经经板是东亚佛教典籍中的集大成者，是现存最完整的经板。
在中世纪的东亚，大藏经的威力可谓不亚于当今的核武竞争。在高丽国内，《大藏经》的刊印是举全国之力才完成的伟业，用木板大量印刷经文，在各寺庙内供奉，以此巩固王室的权威，凝聚民心。此外，高丽王朝还将印本送给邻国，借此彰显文化优越性，争取到了外交的主导权。相关资料对提出需要《大藏经》的请求并获赠的过程、为获得木刻经板付出各种努力的过程做了记载，从中可以了解当时高丽王朝借由《大藏经》获得的国际影响力。
包容与融合
此次展会为期三个月，共分三个主题。第一部分题为“国际都市开京和王室美术作品”，展现曾经盛极一时的海上贸易和各种物产。国际都市首都开京接纳了很多外国人。1123年高丽仁宗在位时，宋朝还曾派使节团来访。宋徽宗派徐兢带领200多名使节到访高丽。他将在高丽一个月的见闻写进了《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书中详细记录了他在开京的见闻，并亲手绘制成图呈献给了皇帝。几年后，北宋被金所灭，画作在战乱中遗失，只留下了文字记载。通过这一展览，观众可以时间穿越回到高丽王朝时期的开京。
第二部分主题为“寺庙美术作品”，和王室一样，寺庙也曾是美术作品的主要消费体。佛教是国家的宗教和思想，是生活和精神的支柱，也是生活的全部。高丽取得的文化成就在佛教文化的基础上走向了鼎盛。历代王朝之中，唯有高丽真正理解佛教的精神和价值并让它绚烂绽放。
第三部分的主题是“高丽神韵，高丽美术”。高丽凭借特有的天下观，不仅与中国本土的宋朝互有往来，还与北方契丹建立的辽国、女真建立的金国保持了200多年的友好交流关系。高丽后期是元朝统治时期，元朝建立了史无前例的大帝国。当时高丽周边局势动荡，大大小小的战争接连不断。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战争之路也是文化交流之路。因此，在这一动荡时期，高丽优秀的工艺品通过学习交流新技术、融入新元素得到了广泛的流通。
《高丽银镀金执壶、温碗》，12世纪，银镀金，执壶：高34.3厘米， 壶底直径9.5厘米；温碗：高16.8厘米，口径18.8厘米，底座直径14.5厘米壶盖带有华丽莲花纹和凤凰装饰的执壶和温碗反映了高丽王朝时期精湛的 金属工艺。这套作品说明青瓷与金属工艺在形态与装饰上有相同之处。 ⓒ 波士顿美术馆
《青瓷透刻七宝花纹香炉》，12世纪，高15.3厘米，台座直径11.5厘米在镶嵌技术发展起来之前，《青瓷透刻七宝花纹香炉》是高丽青瓷中最具 代表性的作品之一。作品由发散烟气的炉盖、焚香的炉身和底座三个部分 组成。作品运用了多种制作工艺，装饰繁多，但又不失均衡，造型匀称， 相得益彰。第95号国宝。 ⓒ 国立中央博物馆
再现永恒的价值
史书对高丽与各国间的交流仅有只言片语的记录，但现存的美术作品充分展现了高丽王朝与中国、日本各个朝代开展交流的盛况。此次特别展通过这些美术作品证明了高丽在与东北亚各国交往中创造出来的文化成就，从这一点来看，可谓意义深远。
高丽王朝并没有拒斥前朝文化传统，而是以尊重多元的姿态给予了包容。此外，高丽王朝时期还积极推动与周边国家的交流，孕育出了灿烂而又富有创造性的文化。高丽人善于捕捉人类的真情实感，并通过色彩、材料、技术将之体现在优秀的美术作品中。时而强悍有力，时而优雅细腻，令观者慨叹。此次展览将让参观者有幸重拾高丽记忆，发现不随时间改变的永恒价值。（徐俊译）
한국국제교류재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