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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俊昊导演执导的两部电影《雪国列车》（2013年）和《寄生虫》（2019年）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两部影片都呈现了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纠葛，也分别设定了列车这一水平空间和台阶这一垂直空间。不过，两部影片已经超越这一设定界限，传递给观众们的信息犹如空谷回音，悠远深刻。

韩国不乏富有创意的商业电影，但“始于设定，终于设定”的作品也不在少数。我通常将其称为“概念电影”。21世纪初，韩国电影业充斥了此类作品，例如，所谓的“黑帮喜剧片”就是其中的代表。暴力集团头目进入高中重新经历学生时代，或是身为检察官的女主人公结婚对象来自黑帮家庭等，这些题材设定引发了观众的兴趣，因而风靡一时，大获成功。以至此后数年间，模仿之作铺天盖地。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这种模仿势头有所停顿。不过，试图以独特设定来吸引观众的各种努力从未停止。诱发观众好奇心——这一意图本身理所当然，问题的关键则在于在很多情况下，电影未能跳出观众所熟悉的套路，不仅情节平淡无奇，结尾也很老套。看这些电影，固然能打发无聊的时间，却难以开拓认知视域。

奉俊昊导演的路数与众不同。他总是能运用有趣的设定去刺激观众的好奇心，自己又能跳出这些设定，开辟出崭新的类型片天地。这一做法使他在韩国电影界占据了独特的地位。

在第92届美国奥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上，奉俊昊导演执导的第七部长篇电影《寄生虫》一举斩获了最佳影片（第一部获得该奖项的非英语片）、最佳国际电影、最佳导演以及最佳原创剧本奖四座金像奖，改写了韩国电影百年历史。此前，他曾凭借此片在第72届戛纳电影节上荣获金棕榈奖。© 盖蒂图片

颠覆设定的导演
《寄生虫》一片继去年问鼎戛纳电影节之后，今年又在美国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斩获最高奖项，令这部作品在垂直空间上的设定更加令人瞩目。继而，以火车为背景的《雪国列车》的水平空间再一次登上热门话题榜。《雪国列车》以横向轴线为框架，讲述的是列车末节车厢的底层民众向前方车厢进击。《寄生虫》则是以竖向轴线为支柱，表现的是居住在半地下室的贫民通过台阶往来于地上空间。如果光盯着这一层设定的话，就会很轻易地认为两部电影在空间脉络上形成了1:1的对应关系。换言之，人们倾向于从以下角度来理解两部影片：《雪国列车》中的末节车厢对应着被统治阶层，前方车厢意味着统治阶层；《寄生虫》中的地下表示贫困，地上代表富有。

这样理解也不为错，但恐怕会沦为观看奉俊昊电影时最为无趣的一种方式了。原因在于，如此一来就会排斥一种可能性：观众的个体记忆千差万别，在遇见影片中出现的各种影像之后，会激发出无限丰富的想象。奉俊昊的电影并未给出一个明确答案，反而充满了很多提问和建议。因此，如果想尽情领略他的影片，应注意不被其表面设定所束缚。

人类因气候异常惨遭灭顶之灾，只有少数幸存者登上了一列火车。从车尾到车头，人们严格地按照阶层分类。末节车厢的乘客不堪忍受悲惨的非人待遇，图谋叛乱，冲向前面车厢。《雪国列车》中的人物按照这一设定，一节一节车厢地朝“前面”移动。如果这部电影仅止步于此，那就与其他所有的“概念电影”别无二致了。然而，奉导演冲破了自身的情节设定，向“旁边”斜刺出去。当柯蒂斯（克里斯·埃文斯饰）等一众人等一扇接一扇地打开前面车厢门、不断朝向目标迈进的时候，给他们开锁的技术人员南宫民秀（宋康昊饰）却将自己的目标转向了旁边的门。要想明白其中含义，就有必要深度研究一下奉导演的“设定中的设定”。

电影《寄生虫》的开头：家境贫困的家长基泽在一家人租住的半地下室中从窗户向外面看。上世纪80年代，韩国中产阶级住宅的普遍形态是两层独立小楼，建造半地下室是义务之举，以充作战时避难所。半地下室主要用作锅炉室或者仓库，不过也可就地改造后用于出租，以解决住宅问题。此后，很多联体别墅半地下室都成为住宅空间，供中低收入城市居民居住。© CJ娱乐

电影中朴社长的大豪宅鲜明地反映出社会贫富差异。据韩国统计厅发布的《2019年第四季度家庭情况调查（收入单元）结果》，韩国家庭月平均收入处于后20%的约为132万韩元，而处于前20%的收入则高达945万韩元。这表明贫富两个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在日渐扩大。© CJ娱乐

基宇和基婷兄妹俩在半地下室的卫生间里努力搜寻Wi-Fi信号的场景。如果卫生间低于地下埋设的化粪池，污水就会倒流出来。因此，半地下室住宅中的卫生间一般都会被垫高。© CJ娱乐

外部世界的变化
火车是现代文明的象征。蒸汽机面世后，又引来了规模化的纺织生产机械及大众交通手段，大量人口聚集到城市。人类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因此需要通过约定时间来统治大部分人。工厂规定了上下班及换班时间，火车也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到达。一台机器足以抵得上过往一百个人的工作量，机械的价值受到优待。人们清洁、组装和维修机器，还给它加油。雪国列车上每一个零配件必须各就其位，才能维持各自的功能。于是，拥有机械的少数精英统治了整个世界。如同列车的引擎及其统治阶层一样，20世纪的人类对机械崇拜之至。

正如查理·卓别林在《摩登时代》（1936年）一片中所表演的，大部分工人成为庞大机器的轮齿。《雪国列车》一片中，用孩子来替换故障零配件安装在引擎中，以此表现出阶层的差别。居于统治阶层的梅森（蒂尔达·斯文顿饰）训戒揭竿而起的被统治阶层“不许动”。而列车的掌权者威尔福德（艾德·哈里斯饰）遇到柯蒂斯后则强调“所有人必须各居其位！”

统治阶层不仅管理火车的机械装置，也控制着火车上人类和动物的个体数量，并为此定期进行人口调节。这一非人类逻辑贯穿了被机械和生产资本所控制的整个现代社会。然而，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世界开始发生变化。冷战体系轰然崩塌，意识形态时代消失于历史尘埃之中。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到来，看不见的数据无孔不入，不受空间限制，金钱和权力也紧随其后。金融资本和数字权力开始统治世界，机械时代衍化为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时代。此时，被统治阶层想要去斗争的对象也似乎隐身于看不见的虚拟空间里。当列车中的底层民众以20世纪的方式继续奋战之时，外部世界已经悄然改变。

这类象征性的场景令人印象深刻。南宫民秀与只盯着前面车门的柯蒂斯有所不同，他不时将目光扫向旁边的车窗，看到一片雪花悠悠地飘落了下来。小小的雪花受到大气温度和湿度、空气流动以及周围生命体呼吸等复杂系统环境的影响，无时不刻地变换着位置。这与电影最初的设定——直线前进出现了偏离，仿若数字信号从“各居其位”的现代体系中逃逸而出。奉导演的方案是这样的:从直眺前方、水平移动的电影设定中主动抛出问题，建议跳出臼窠，去看一看旁边，也就是外部世界。

奇奉俊昊导演在2013年制作的科幻动作惊悚片《雪国列车》中的一个场景，这部影片改编自法国让-马克•罗谢特和雅克•洛布创作的同名漫画。地球因气候异变而进入新冰河期，幸存者们乘坐的列车沿着无尽的轨道向前飞驰。© CJ娱乐

看不见的力量
《寄生虫》的垂直空间同样不过是一种设定，影片中的“台阶”也仅仅是导演抛出的一个诱饵而已，目的是促使人们去审视上个世纪好莱坞电影的类型套路、意识形态时代的思维方式，以及处于剧变世界中的人类境地等问题。“穷人一家在富人家工作所发生的事”——这一则宣传词简单朴素，使观众想当然地以为电影讲的是贫富斗争。影片进展过半，穷人与更穷的人之间发生了惨烈争斗。反倒是电影中的富人一家完全不明就里，甚至连媒体和警察也没能发现事件的真相。当社会统治阶层以“没有反省的诚实”一味沉缅于发挥自我作用之际，世界是否已经回到了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的“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时代，即重返前现代时代？电影里反反复复提到就业问题，不禁让观众联想起正式员工和非正式员工、遭解雇者和免于解雇者、小型自营业主和打工者之间难以尽如人意的矛盾。

《雪国列车》结尾是这样的：一味只盯前方追赶的底层民众，在某个瞬间需要向其他方向看一看。《寄生虫》中也有类似的场景：努力向上的穷人一家最终再次跌落谷底，倒也领悟到了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影片中有一个桥段，讲述的是基泽一家遇到了比自身处境更为悲惨的一个家庭，一番激烈厮打之后仓皇逃出，儿子基宇在暴雨中走下台阶，猛地停住了脚步，陷入了深深的迷茫：“为什么我老是跟比自己更低级的人打架？”。

如此，电影中的台阶让人不禁发问：在我们社会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看不见的力量，最终使得弱者之间残酷争斗？富人家的朴社长经营一家国际信息技术企业，这种力量就像他开发出的虚拟现实机器一般，在网络空间无所不在，却始终看不见，也难以知晓。基于上述原因，比起反省20世纪的《雪国列车》，展望21世纪的《寄生虫》似乎朝悲观方向又进了一步。

资本主义在全球化语境下遭遇的危机，就业环境的急剧变化，反生态的自然开发及其催生出的怪物——这些都是奉俊昊导演持续关注的事物。互联网将全球连为一体，而以国家为单位的决策结构却无法有效应对这些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奉俊昊导演的电影不断地对现实世界提出切中要害的问题，同时也传达了充满人间大爱的忡忡忧心——其原因大概就在于此吧。（白洁译） 

吉列姆（约翰•赫特饰）被自己的追随者簇拥着，正准备向抱有革命梦想的柯蒂斯（克里斯•埃文斯饰）让出末节车厢领导者的位子。 © CJ娱乐

前方车厢人们的富足奢华的生活建立在末节车厢乘客的牺牲上。© CJ娱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