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故事从两个方面给我们提供了有趣的信息。第一，从在民间广为流传这一点来看，“处容门画”是历史记录上最早的民画。虽然民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史前时代的岩画，但从历史记录上看，处容门画是最早出现的。第二，处容驱赶瘟神的方式。不是以可怕或怪异的样子引起恐惧，而是以宽容的胸怀感动瘟神，将它赶走。这不得不说是新罗人的逆向思维。

在朝鲜王朝时代（1392-1910），除处容门画之外，还盛行龙虎门画。正月初一，大门一侧贴上画好的龙，另一侧贴上画好的虎，这种岁时风俗在只具有辟邪功能的处容门画基础上增加了吉祥含义。对人类有害的神灵由老虎驱赶，对人类有利的神灵由龙送来。也就是说，虎图有辟邪功能，而龙图有祈求吉祥的功能。两者是出于同一目的的不同表现方式。两者都是旨在维持家庭平安与幸福的巫术。

戴着纱帽的处容面具，纱帽用牡丹、桃子、桃树枝装饰。该处容舞面具及其服饰图收录于1493年朝鲜王朝成宗时期掌乐院编纂的《乐学轨范》第九卷。

《文房画》，19世纪，纸本彩墨，45.3×32.3厘米，私人收藏。充满吉祥象征的文房画，书代表功名，西瓜代表多子，桃代表长寿，莲花代表幸福。

在19世纪，随着商业的发展，对绘画的需求也扩散到社会各个阶层，民画得到了多元化发展。需求大幅度增加，表现手法随之变得丰富多彩。尤值得一提的是以画祈福这一点。日本同志社大学岸文和教授提议将韩国的民画称为“幸福画”，也是因为注意到了这一特征。

然而，并不只有朝鲜王朝时代的民画祈求幸福。以中国为首，日本、越南等属于汉字文化圈的东亚各国，民间绘画作品都具有追求幸福的特征。画中体现了民众对于福禄寿的心愿。比如，牡丹、莲花、龙、凤凰、蝙蝠等象征幸福；西瓜、石榴、葡萄、莲子等象征多多生子；鸡冠、孔雀尾巴、书、鲤鱼等体现出对功名的渴求；竹、鹤、日、月、龟、鹿、灵芝等则象征着长寿。这种特色使之区别于囊括幸福、爱、恐惧、死亡等所有情感的西方画。

以牡丹花象征富贵，始于北宋时期性理学家周敦颐撰写的《爱莲说》。他在文章中将牡丹定义为“花之富贵者”，将菊花比喻为“花之隐逸者”，将莲花比喻为“花之君子者”。但在朝鲜王朝时代，很难完全接受牡丹的这种象征性。深受朝鲜儒生崇仰的孔子曾说过：“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篇）因此，儒生们对谈论世俗的富贵荣华感到羞愧。

祈求幸福的韩国民画以明亮的色彩和诙谐表现出一种明快情绪。不仅是画中的寓意，明亮轻松的形象本身也让观画者感到幸福。《龙虎图》（部分），19世纪，纸本彩墨，每幅98.5×59厘米，私人收藏。这是用诙谐手法描绘龙和虎的双幅画作中的一幅，另一幅描绘的是虎。龙在民间具有驱除邪恶的辟邪意义，在佛教中被视为佛法的守护者，因而常用于寺庙装饰。

在19世纪，情况发生了逆转。牡丹图一跃成为最受欢迎的花鸟画。人们在家里立起牡丹图屏风，把家庭营造成幸福的空间。在宴会时也围上牡丹图屏风，为活动增光添彩。这可能是因为从壬辰倭乱到丙子战乱，经历了四次战争后，儒生们的认识发生了现实性的转变。重视儒家的严谨德行、执着于哲学争论的他们，开始关注眼前的物质欲望。很晚才加入到“幸福盛宴”的朝鲜王朝时代，其社会比其他东亚国家更强烈地祈求幸福。

但民画未能完全脱离儒家理念。因此，在儒家伦理的框架下，出现了祈求幸福的景象。就连通过民画追求的吉祥愿望，也具有依靠儒家形式来释放的双重性。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文字图。在东亚其他国家，吉祥文字图流行的是象征幸福、功名、长寿的文字，但唯独在朝鲜，吉祥文字图一直重视“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儒家理念。

随着时间的流逝，文字中蕴含的儒家理想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花鸟图案。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奇妙的现象：形式上看似遵从习惯性理念，但其形象在本质上对幸福的追求却达到了极致。因此，儒家文字图不是伦理压迫欲望的机制，而是起到释放幸福欲望的平台作用，具有非常独特的意义。

祈求幸福的韩国民画以明亮的色彩和诙谐表现出一种明快情绪。不仅是画中的寓意，明亮轻松的形象本身也让观画者感到幸福。

19世纪后半期，朝鲜社会进入了政治和经济上非常困难的时期。俄罗斯、美国、英国、法国等西方列强对朝鲜半岛虎视眈眈，朝鲜逐渐走上亡国之路，最终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但是，在这个时期的民画中也找不到阴影，反而是明快活泼的。从中可以感受到当时人们以积极的心态去克服苦难和逆境的心情。这是“黑暗历史中的明快图画”。

令人惊讶的是，朝鲜王朝时代的民画最近正在借着复古风再次流行。始于主妇兴趣爱好的民画技法，现在已经发展成为现代美术堂堂正正的一种流派。随着民画家剧增，现代民画出现多元化发展，迎来了又一个兴盛期。虽然掀起这种热潮的契机有很多种，但最主要的原因应该是人们认为民画会带来幸福。虽然这是出于带有辟邪招福性质的信仰，但明快的形象本身就能给人们带来健康的能量。经常为人们提供积极的力量，这就是民画所具有的最大美德。(S.R.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