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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首尔以南约20公里的水原市拥有约120万人口，是韩国京畿道道政府所在地，也是京畿道最大的城市。环绕市区旧城中心而建的华城是朝鲜王朝后期建筑文化的典范。华城的设计融入了朝鲜王朝第22代国王正祖（1776—1800 在位）的治国理念，1997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从开工到竣工，每一阶段工程的记载都被完好地保存下来，极大地增添了华城的价值。

1795年春，朝鲜王朝都城汉阳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外乡人，可谓人声鼎沸。政府临时解除了宵禁令，还在很多地方搭起了临时帐篷，尽管如此仍然有许多人无处落脚。这让一些商贩发了一笔意外的横财。这些外乡人来汉阳只有一个目的，一睹国王的尊荣。朝鲜政府在全国各地张榜宣传，允许百姓在近处观看国王出行。对于普通百姓而言，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在当时人们认为“看到了国王，就如同见到了光”，因此这些前来看一眼国王的人群被称为“观光民人”，现如今“观光”指的是“旅游”。

国王的孝心
1795年2月9日上午7时左右，正祖在昌德宫正门敦化门前向母亲惠庆宫洪氏请安，仪式结束后随即上马出发。浩浩荡荡近一公里长的御驾队伍的出行目的地是华城。这一场景至今仍在很多韩国人中引起反响，正是由于被正祖的孝心所打动。这场盛大的巡幸有两个目的，一是为母亲惠庆宫洪氏举行60大寿的寿宴；二是扫墓，祭拜父亲思悼世子。思悼世子在不同政治势力尔虞我诈的争斗中，受到打击，精神萎靡，最终被诬陷谋反。1762年，英祖下令将思悼世子关进米柜，8天后思悼世子离开了人世，享年27岁。11岁的正祖目睹了父亲的惨死，卧薪尝胆，熬过了“如坐针毡，危如累卵”的14年的艰难岁月，终于登上了王位。继位第一天正祖就阐明了自己是思悼世子之子的身份。

思悼世子的陵墓位于水原市八达山以南十多公里的花山，陵墓与山名相呼应用十二朵花蕾模样的岩石与屏风石来装饰而成。这里原本是水原都护府的旧址，数百年间一直被奉为王陵的风水宝地。1789年，正祖将水原都护府迁到现在的位置，又将思悼世子的墓地从京畿道杨州迁到这里，改名为“显隆园”，还在附近修建了寺庙，为父亲超度祈福。母亲洪氏也终于在丈夫思悼世子离世三十三年后第一次祭拜了丈夫。

《华城陵幸图》，金得臣（1754-1822）等，约1795年，绸缎彩色，每幅151.5x66.4厘米《华城陵幸图》记录了1795年正祖陪同母亲惠庆宫洪氏扫墓、祭拜父亲思悼世子，为母亲举行60寿宴的情形。八幅作品的八个场面记录了正祖八天巡幸的情形。据推测，这组作品是由图画署的多名画师共同完成的。画作表达传神，内容详实，笔锋细腻，色彩鲜明，再现了当时宫廷绘画的风格，同时也真实地描绘了当时社会各领域、各阶层的人物和人情风俗，可谓写实派首屈一指的作品。© 国立古宫博物馆

尘封了两百年的记忆
近代以前，东北亚地区实行王朝统治的国家中，国王到宫阙之外巡幸即“行幸”，是常见的例行政事。但正祖的这次巡幸却尤为与以往不同。首先，在规模上创下了朝鲜王朝之最。历时八天的华城巡幸共动用了6000人，1400匹马，预算也达到了历代国王巡幸的最高值10万两（约合70亿韩元）。洪氏乘坐的轿子由120名工匠合作完成，造价2785两（约合2亿韩元）。汽车产量名列世界前茅的韩国至今还尚未生产过如此昂贵的轿车。今天我们有幸可以了解到如此详实的情况，全都得益于大量相关资料的完好保存。

其中之一便是《园行乙卯整理仪轨》。该书共8册，由临时组建的巡幸主管机构编纂而成，记载了此次活动的始末。其中，描绘随行人员陪同巡幸场景的63页《班次图》堪称精华。据记载，该作品是在风俗画大家金弘道(1745—1806)的组织下，由多位著名画家共同合作完成的。其研究价值不言而喻，其艺术性也是绝无仅有。另外一套资料是由八幅屏风组成的《华城陵幸图》，呈现了正祖八天巡幸的壮观景象，详细地描绘了华城竣工后的整体面貌。据推测，这幅作品是在正祖巡幸后的第二年完成的。维持秩序的官兵，结伴出门观景的年轻儒生，劝架的男人，混在人群中的卖麦芽糖、卖米糕的商贩，形象逼真，栩栩如生。

让很多人重拾这段记忆的是200年后出版的一部小说——《永远的帝国》（1993），作者笔名为“二人化”。小说以正祖被下毒致死这一猜测为题材，荣登当年畅销书榜单。紧接着根据这部小说改编而成的同名电影被搬上了荧幕。此后水原华城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收录、说明正祖相关文献的图书也相继问世，黑白色调的版画《班次图》被复原成彩色，作为高端文化商品出版。由此，正祖重新被奉为引领朝鲜王朝文化复兴的改革君主。尘封已久的国民情怀—— “对圣君的追忆”被重新唤醒。

京畿道华城市的隆陵是朝鲜第22代王正祖的父亲思悼世子(1735-1762)与母亲惠庆宫洪氏(1735-1816)合葬的陵墓。

为国王搭建舟桥
这条路对正祖而言并不陌生。自从把父亲的陵墓搬迁至此，他每年都会来祭拜，这次已经是第六次了。如此频繁的巡幸还有另一个目的——借助出行调兵遣将的机会检查士兵的训练状况以及都城周边的防御情况。此外，每次行军都要铺路、架桥，起到了扩充道路的作用。通过巡幸既能够彰显孝心，又能够巩固自己的统治，正祖把巡幸活动演绎成了一场完美的政治大戏。

如何过汉江是巡幸途中最棘手的问题。可以坐船，可以架舟桥，两种方法中正祖选择了后者。问题在于架舟桥要同时动用数百艘船只，工程浩大，用时多，劳民伤财。所以正祖希望可以用最短的时间，花费最少的费用，搭建起既安全又美观的舟桥。有了迁移陵墓的经验，正祖对河宽、船高、连接方式等15项指标做出了明确的指示，要求进行系统研究和设计。经过长期周密的准备，设计手册《舟桥节目》（1793）最终完成。有了设计手册，一切顺理成章。1795年2月，仅仅用时十一天，外观与性能首屈一指的舟桥顺利竣工。1917年，就在正祖搭建舟桥的位置，第一座近代人行桥——汉江大桥胜利竣工。此后的100年间陆续建成了31座横跨汉江的大桥。

四平八稳地跨桥过江的正祖没有选择经由南泰岭到果川这条常规线路，而是选择了经长丞村到达始兴的一条新路。两条线路距离相当，只是因为骑马前行，行进队伍需要排成5行甚至11行，路面要足够宽，而比起山路，在平地开路更容易些。但走始兴有一个麻烦，沿途有许多大大小小的河流，需要搭建更多的桥。正祖的选择改变了两条路的命运。始兴线后来不断扩建，成为朝鲜十大主干道路之一，现如今成为连接首尔中心地区与南部地区的国道1号线的主干道路。而与此相反，南泰岭只剩下可以追忆美好时光的破旧客栈和那条流传着各种传说的老路。

思悼世子与惠庆宫洪氏的陵墓——隆陵装饰有花蕾模样的石柱和刻有牡丹、莲花的屏风石，非常华丽。陵墓最大限度地建造得像王陵一样，以寄托正祖对英年早逝、没能登基的父亲的一片孝心。

建造华城的初衷
御驾从敦化门出发，在始兴停留一日，第二天傍晚才能穿过华城的北门到达水原官衙。华城城郭已开工一年，仍未完工。正祖将水原更名为华城，并提升了水原的行政级别，设置了拥有五千兵力的近卫部队——壮勇营外营。水原是往来首尔南部地区的必经之路，是巩固首尔外围防御体系的重要一环。

华城的城墙是名副其实的易守难攻型建筑，融入了最新的设计理念。负责设计的实学家丁若镛(1762-1836年)计划在平地上筑城，开渠，修建四通八达“十”字型新道路，建设人员、物资交流活跃的多功能城市。由此可见将华城建成军事要塞并不是正祖唯一的目的。正祖在这里停留了四天，扫墓、祭拜父亲，举行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夜以继日地督察士兵的操练，操办母亲的花甲寿宴，设宴款待当地的长者。至此，从准备巡幸算起用时一年，从迁移父亲思悼世子陵墓算起是六年，从登上王位算起有二十年，正祖励精图治，终于成就了自己的梦想，把自己渴望展现和强调的一切完美转化为现实。

水原华城城墙全长5.7公里，高4.9-6.2米不等，在正祖巡幸的第二年，即1796年秋天完工。宏伟华丽的四大门、全城至高点八达山顶上的西将台、一年四季风景如画的访花垂柳亭、华虹门，以及用石块和砖块修建的水原华城独有的三座空心墩等40多处防御设施，历时两年零六个月终于全部完工。现在游客们看到的华城行宫是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遭到破坏后的旧址基础上，于2003年将曾经用作医院、警察局、学校的建筑修复后的面貌。正祖将建造华城的全过程都记录在《华城城役仪轨》一书中。

正祖的近代性
我一直有个疑问：正祖为何要建华城？身为一代君主，他想构建一个怎样的国家？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一路追随着他的脚步。我被引向的是众所周知的结论：他至孝，依靠扎实的性理学知识和价值观施行廉政，他在牢牢掌握强大王权的基础上以德治民，深受百姓爱戴和称赞，成为一代明君。他留下的文集《弘齐全书》和其他文字都很好地印证了这一事实。

正祖在位期间，天主教和阳明学已经传入朝鲜半岛。到了18世纪，借实学之名，西方的科学技术开始大量涌入。性理学不再是先进学识和价值观的代表。他的近代性正处于这种不安和不确定的大环境之中。他秉承“爱民精神”，试图适度顺应时代的发展。每次巡幸，他都会面见目不识丁的百姓，平均每次解决85件民怨问题；对参加华城建设的工人更是关怀备至，冬天送衣御寒，夏天送药解暑，在工程报告中一一记录工人的姓名、地址、工作天数和工钱。修建行宫和道路，有时迫不得已需要拆迁民房，他会给百姓充足的经济补偿，遇上灾年会下令停止施工。

正祖心系百姓，惠泽人民，将性理学的价值发扬光大，用文化的力量征服了百姓。但他还未能读懂身份尊卑或者“发现自我”这些近代精神。正祖一直强调建设华城是为了保护王室的陵墓和行宫，在始兴线上兴建万安桥这件事也有违众人的期待——对于正祖而言，万安桥最重要的价值在于方便祭拜父亲的陵墓。前朝英祖在位时，学者申景濬(1712—1781年)在《道路考》（1770年）的序言中提到“路者无主而惟在上之人主之”，即“道路本没有主人，走在路上的人就是主人”。正祖的思想境界甚至不如上一代人。当把今天的“国民情怀”简单粗暴地与近代性、正祖捆绑在一起的时候，历史学家们最感到百思不得其解的就是这一点。

华城完工四年后的1800年，正祖突然离世，这让所有的事情重新回到了原点。近卫部队壮勇营被解散，华城又恢复了普通乡下小城的旧貌。比起华城，人们更喜欢水原这个名字。一百年后，连接首尔和釜山的铁路线经过水原，水原西郊修建了火车站，从南门八达门到水原站沿街形成了新的市区。道政府设在水原后，这里重新成为万众瞩目的城市。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使其成为朝鲜战争时的几大战场之一，市中心和华城的相当一部分都被炮火摧毁。尽管如此，水原市在战后迅速发展成为引领韩国经济快速发展的纤维产业基地。半导体产业的龙头企业——三星电子选择在这里落户，也是出于对其地理优势的考量。

1997年4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特派调查员尼马尔•德席尔瓦教授拿到了《华城城役仪轨》的影印件。他已经被华城城墙上各不相同的建筑所折服，继而又惊叹于大量保存完好的、详实的资料。恰恰就是这本《华城城役仪轨》，让仅有200年历史却不断遭到破坏、反复重修的华城载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与当今韩国社会对正祖的认可和评价是一致的。正祖留下的记录是真实的，作为一条线索，它对于我们思考王朝与民国、近代与前近代、个人与国家的意义仍然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徐俊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