한국국제교류재단

崔炳贤教授把韩国古典作品的英译工作比喻成“无水而游，无敌而战”。他的译著在美国一流大学的出版社出版，过去几十年的孤身奋战终于得到了认可。韩国学术院对他为翻译海外韩国学课程所需的主要古典作品付出的辛劳给予了高度评价，于2016年向他颁发了学术院奖。

韩国古典世界化研究所所长崔炳贤教授深刻意识到韩国古典作品英译本极为匮乏，因而加紧着手艰巨的韩国古典作品英译工作。

有人说译者的命运就是默默无闻，这是职业道德，即所有的注意力都应该集中在原文上。译者偶尔也会从幕后走到台前。比如最近作家韩江的《素食主义者》获得了2016年布克国际文学奖，该书译者英国人狄波拉·史密斯也分享了该奖项。然而，大部分翻译古典作品的译者还是不受注意。
崔炳贤教授用“不受注意，也没有名气”来描述译者的状况。在过去的20年里，他在光州湖南大学的研究室一个人默默地翻译了好几本重要的古典作品。有柳成龙的《惩毖录》(1592-1598)、丁若镛的《牧民心书》，还有《朝鲜王朝实录》中的《太祖实录》等。

诗人、作家、翻译家
“倘若我不是地方大学的教授，这些事情可能就很难做成。”崔教授说：“那里很安静，没有人打扰。我的研究室窗外风景优美，可以俯瞰周围的树林。时间既可以说过得很慢，又可以说过得很快。总而言之，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一直在和那些作品角斗，2015年正式退休。”
他讲话的时候语气平缓，和颜悦色，但我深知要译出如此海量的作品绝非易事。
《惩毖录》（2002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出版社）是朝鲜王朝时期的学者、官至领议政的柳成龙所著的战争回忆录。柳成龙曾在16世纪壬辰倭乱的时候主持朝鲜朝政。翻译此书用了4年的时间。
第二部作品《牧民心书》（2010年，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是文臣丁若镛的作品。作为地方官员的指南，书中列举了腐败的案例，谈到了赋税、公道、治荒法等诸多问题。翻译这本超千页的书用了10年时间。
丁若镛在康津度过了18年的流配生活，在那里他执笔写成此书。在翻译此书的漫长岁月里，丁若镛始终萦绕在崔教授的脑际。因此有一天，在康津举办的纪念茶山的活动中，崔教授经历了一件特别的事情。他居然看到丁若镛身穿韩服端坐在观众中间。“简直是奇遇。”崔教授至今对那时的情形历历在目，惊叹不已。翻译这本书共花费了崔教授10年的时间，他所获得的报偿仅是两千万韩元（约17,500美元）的资助金。
近期出版的《太祖实录》（2014年，哈佛大学出版社）是关于14世纪出身武官并建立朝鲜王朝的李成桂的官方记录。这本书的翻译也用了4年时间。
除了翻译原文以外，为了帮助读者理解，崔教授还加上了详细的注释。大量的政府官员或职位的名称用语，用韩文表达都不太容易理解，要找到合适的英文对译更是难上加难。互联网在这里也帮不上什么忙。此时，我们不禁要问是怎样的一个契机使他开始做起这项艰难的工作呢。
崔教授开始做翻译工作的时候，已经是湖南大学英文系的教授，工作稳定。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位有着获奖经历的诗人和作家。27岁留学夏威夷时所写的英文诗作集成了他的第一本诗集《钢琴和玄琴》，凭此诗集，他获得了1977年米尔莱·克拉克奖。他的韩文小说《诗说·冷鬼志》获得了1988年第一届玄镇健文学奖。写《冷鬼志》的时候，他正在哥伦比亚大学英文系读硕士。他觉得那是他人生中最艰难的时期。70年代，他在服兵役期间，因为投票反对维新宪法，被罚跪一星期，他的家人和朋友也都受到调查。那段日子非常煎熬。之后，他留学海外，发誓再也不回来了。在美国，他受到了多元文化的影响。80年代正是解构主义大行其道的时期。那时，崔教授提出了“为什么语言本身未曾成为小说的主人公?”这个问题并开始通过语言对其所知的一切进行解构。其成果——“诗一般的小说”《冷鬼志》(language的韩语发音-译注)就借用了传统的盘索里和现代说唱音乐的节奏。小说主要人物的名字四一九（4月19日）、五一六（5月16日）、三一（3月1日）就是一种象征韩国现代史上主要抗争运动的语言表现。《冷鬼志》这部小说浓缩了崔教授对政治、语言、文学的看法。
像《钢琴和玄琴》这个题目所暗示的那样，崔教授对东西方的相遇进行了想象。在这本诗集收录的《告白》一诗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不知我为什么选择了这条路。”
他说：“我也曾想到过英语文学可以跟世界文学接轨，但没想到通过翻译古典作品把它实现了。”

翻译作品的选定
1997年，崔教授应邀每周六在马里兰大学的韩国分校讲学。崔教授回忆当时的情况说：“上午教英语文学，下午教韩国文学。英语文学资料很多，教起来比较容易。但是韩国文学就不一样了。因为没有译成英语的韩国作品，所以上起课来非常困难。因此我开始把每次上课所需的一部分作品翻译成英文。比如高丽王朝时期的文论《破闲集》等等。”
后来，崔教授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一边作富布赖特学者，一边教韩国文学，此间他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他的信念是学习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学以致用。也许正因如此，他才踏上了那条自称为“昭昭天命”的道路。
“我终于明白自己该做什么了。那就是，不是为了英语文学本身而搞英语文学，而是让它成为向世界介绍韩国文化和历史的平台。一想到这里，我马上就开始了对自己的‘拷问’。”崔教授微笑着说，脸上做出后悔的表情。
在选择翻译作品的时候，崔教授认为首要的条件是要能够传达韩国人的声音。所以他立下了两个原则：主题可以是地域性的，但要具有普遍性；内容可以是历史性的，但要能超越时空。这样，他选择的第一本书就是《惩毖录》。因为他觉得这本书显示了国难之时领导者的智慧，能够给后人以启迪。翻译这本书的时候正值韩国等几个亚洲国家遭遇经济危机，局势动荡。“16世纪末的时候，百姓不理解丰臣秀吉为什么要侵略朝鲜。1997年经济危机的时候情况仍是如此。谁都不能完全弄清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这两次事件中，人们都在忙于归咎他人。《惩毖录》可以说是一本适时之作。”崔教授是这样说明选书缘由的。
继这本书之后的一系列翻译工作，用崔教授的话讲就是“无水而游，无敌而战”，“每次都要经历别样的苦痛”。
翻译古典作品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标准，就是寻找韩国的英雄。在“把韩国祖先的声音直接复原”的过程中，崔教授把柳成龙、丁若镛、太祖李成桂介绍给了海外读者，并希望能够介绍更多的英雄。在韩国国内，这些人都是有名的历史人物，经常被搬上影视剧。崔教授说：“对这些人物来说，有价值和有目标的行动是最为重要的。他们都是负有使命感的人物。”这些韩国古典作品可能不会像《伊利亚特》或《奥德赛》那样给人们带来浪漫和趣味，但是它们体现了被崔教授称之为“文人精神”的精神世界。

被赋予的使命
崔教授坚信推动韩国古典作品的世界化是自己的使命。作为韩国古典世界化研究所所长，他希望韩国的英雄能名扬海外。幸运的是，他的译著都在以审查严格著称的美国一流大学的出版社出版了。这些大学良好的流通体制和影响使这些译著得以在全世界的图书馆与读者见面，而且已经成为所有韩国学课程的必读书。
在韩国国内，这些译著也引起了悄声的反响，让人们意识到翻译古典作品的必要性。2014年，崔教授应邀担任高丽大学古典翻译中心（现已关闭）的所长。在那里，他与学者们组成翻译团队，翻译了朴齐家的《北学议》，预计2017年出版。2016年，他又接到了丰山集团让他执笔《惩毖录》的作者柳成龙传记的提议。柳成龙是该集团创始人的直系先祖。虽然现在还没有开始动笔，但题目已经定为《柳成龙：韩国的英雄宰相》。
可能有人会问为何要称之为英雄。对于“文臣怎么会成为英雄？”这个问题，崔教授是这样回答的：“英雄的概念在东西方是有差异的。在西方，英雄是战士，而在东方，英雄是学者。儒家的理想人物是‘君子’。英雄的真正含义不在于肉体的力量，而在于精神的力量。”
这本传记将用英文撰写。他的学者经历和在美国18年的学习生活使得崔教授使用英语和韩国语一样得心应手。他说，也许使用英语还更方便呢。因为英语有“固有的明确性”特征。他的翻译最值得称道之处就是易读。因为使用了简明的英语，那些原文中艰涩难懂的汉字或韩国语的出处反而变得容易阅读了。之所以能够表达得这么清楚，是因为他对政治、战争、儒家乃至农耕学、地理学、文艺等诸多主题进行了资料调查，获得了渊博的知识。

在过去的20年里，崔炳贤教授利用课余时间将《朝鲜王朝实录》中的“太祖实录”、《牧民心书》、《韩国古代地图及其神韵》、《惩毖录》（照片从左至右）等翻译为英语。这些书为海外读者进行韩国学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每年快到10月的时候，韩国就会对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结果倍加关注。然而崔教授认为，与其把难于到手的诺贝尔奖炒得沸沸扬扬，不如通过韩国古典作品的世界化来提高韩国的国际地位。他说：“如果他们想把奖颁给韩国现代文学作品，那么他们一定会想先了解一下韩国文学的根。”
写传记正是向此方向迈出的第一步。他把大卫·麦卡洛所写的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的传记当作模板。他说虽然写传记好像远离了翻译古典作品的工作，但他已经“剪了头彩”，希望有更多的人参与到这项工作中来。不过，这似乎有些苛求。因为翻译古典作品可以获得的资助是有限的，而且需要译者在古汉语和韩国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更何况花费数年时间才能完成的艰辛工作得不到充分的认可。一言以蔽之，没有使命感不足以成此事。
不知是否听起来有点像象牙塔的理想主义，崔教授相信一定有“像盐、像山花一样”默默无闻地在自己的岗位上努力工作的人。他说：“我们一定要发掘这些人才。”崔教授说过“不受注意，也没有名气”。的确是这样，能够得到人们的认可当然欢迎，但那需要经历很长的时间。崔教授说，不管多久他都可以等待。“我把自己比做中国古代的功臣姜太公。他在流配期间直钩垂钓，一直相信并等待着有一天会有人找到他。”对崔教授来说，千年的时间也无妨。他相信此生不成，还有后世。
幸运的是崔教授无需等待千年。他的工作不仅在海外得到了认可，而且2016年9月有六人获得了学术院奖，他就是其中的一人。他认为这个奖的意义在于承认翻译已经进入了学术领域。当他站在领奖台上的时候，应邀一同出席的夫人为他过去数十年默默的努力如今得到学界的认可而感到无比欣慰。身在美国的女儿们也同样为爸爸感到高兴，她们曾为了爸爸能随身携带和随时查找工作所需的书籍，给爸爸买了电子书阅读器——金读作为礼物。崔教授外出的时候，总是不忘把金读带在身边。(王君湘译）